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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那些事兒5 - 第八章 陰謀

所屬目錄:明朝那些事兒5  明朝那些事兒作者:當年明月
  朱翊鈞篇

  【唯一的漏洞】

  隆慶六年(1572)六月十日,第一波攻擊開始。

  這一天,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剛剛上班,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,作者是高拱,他立即打開閱覽,卻被驚得目瞪口呆。

  奏疏的大致內容是說:太監不過是下人,卻一直參與政治,我高拱實在看不過去,特向皇帝陛下建議,收回司禮監的權力,并對敢于亂湊熱鬧的有關人等進行嚴懲。

  馮保懵了,卻并非因為恐懼,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,高拱為何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!

  對這封奏疏中的建議,馮保早有心理準備,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,動手是遲早的事情,但用這種方式直接上奏,卻著實讓人匪夷所思。

  因為雖說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,但那已是朱元璋時代的事情了,隨著皇帝越來越懶,許多文書都是由太監轉呈,皇帝往往看也不看,就丟給內閣,讓內閣票擬處理意見,然后再轉給司禮監批紅蓋章,事情就算結了。

  這就奇怪了,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,不管事,文件都是我蓋章,怎么還會上這樣的東西,難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,打自己耳光不成?

  馮保把腦袋想破,也沒明白怎么回事,但這個事總得解決,于是他扣住了奏疏,沒有轉交內閣,而是自己代替皇帝,在上面批了六個字,然后批紅蓋章,還給了高拱。

  這六個字是:“知道了,遵祖制”。

  這又是一句傳說中的廢話,什么祖制,怎么遵守?

  然而高拱卻并不生氣,因為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  高拱明知這六個字出自馮保的筆下,卻只是冷笑了一聲,對同在內閣的張居正與高儀說了這樣一句話:十歲太子,如何治天下?

  高儀搖了搖頭,張居正笑了。

  馮保,你盡管鬧吧,很快你就會知道我的厲害。

  高拱沒有就此罷手,而是再次送上奏疏,并特地說明,皇帝公務繁忙,就不勞煩您親自批閱了,把我的奏疏送到內閣就行,內閣有人管。

  誰管?不就是高拱嘛。

  高先生的意思很簡單,翻譯過來就是:馮保同志,我知道上次你當了一回皇帝,簽了我的奏疏,這次就不勞煩你了,把我的奏疏交給內閣,當然,也就是交給我,我自己來簽。

  一見這家伙又開始鬧,馮保就頭大,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煩,反正這封奏疏只是要個名分,那就給了你吧!

  一念之差,他把奏疏交給了內閣。

  這是一個差點讓他送命的決定。

  高拱就是高拱,比馮保有文化得多,輪到他當皇上,大筆一揮唰唰唰,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個字,其大體意思是:

  “我看了你的奏疏,對時政非常有用,顯示了你的忠誠,就按你說的辦吧!”

  高拱表揚高拱,也算有性格。

  文件又送回了馮保那里,看了高拱的批復,他哭笑不得: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嗎?但無奈之下,他還是蓋了章。

  不就要個名分嗎,你還能翻天不成?給你就是了。

  我要的就是一個名分,高拱得意地笑了,馮保,你還太嫩。

  這一天是隆慶六年(1572)六月十二日,計劃圓滿完成,第二波攻擊即將開始。

  隆慶六年(1572)六月十三日,馮保最黑暗的日子來到了。

  一大早,工部都給事中程文上書,彈劾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罪大惡極,應予懲辦,主要罪惡摘錄如下:

  身為太監,竟然曾向先帝(隆慶皇帝)進送邪燥之藥(春藥),導致先帝因此而死。此外他還假傳圣旨,以實現自己掌權的野心,總之一句話,奸惡之徒,罪不可赦!

  照程文兄的說法,不但馮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來的,連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負責,這是把人往死里整。

  同日,禮部都給事中陸樹德,吏部都給事中雒遒上書,彈劾馮保竊權矯詔,應予逮捕審問。

  這還是明的,要知道,程文、陸樹德、雒遒都是都給事中,也就是所謂科長,手下都有一大批給事中科員,科長出馬,科員自然也不會閑著,四處串聯,拉關系鬧事,京城里人聲鼎沸,殺氣沖天,不把馮保千刀萬剮不算完事。

  馮保崩潰了,他這才知道高拱的厲害,但他已然束手無策,而且高拱手上還有那封批準免除司禮監權力的奏疏,找皇帝說理也沒戲,馮太監徹底絕望了。

  事情十分順利,現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,天下將盡在我手!

  隆慶六年(1572)六月十四日,最后的準備。

  高拱去拜訪了兩個人——張居正、高儀。雖說他一直以來都把這兩個人當擺設,但畢竟是內閣同僚,要想徹底解決馮保,必須爭取他們的支持。

  但高儀的態度讓高拱很失望,無論高拱說什么,這位老同學兼老實人都只是點頭,也不講話,于是寒暄幾句之后,高拱便離開了。

  張居正就截然不同了,他十分熱情地招呼高拱,并尊為上賓,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溫暖,隨即將自己解決馮保的全盤計劃告知了張居正,當然,最后他還是問了一句:

  “高儀那邊已經沒有問題,你怎么樣?”

  張居正毫不遲疑地回答:

  “自當聽從差遣!”

  為表示決心,他還加上了一句:

  “除掉馮保,易如反掌!”

  高拱滿意地走了,他還要忙著去聯絡其他人。

  張居正也很忙,他要忙著去找馮保。

  至此,馮保終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計劃,然而在極度恐慌與憤怒之后,他才發現自己毫無辦法,滿朝都是高拱的人,罵人的言官都是對頭,唯一的盟友張居正,也不過是個次輔,無濟于事。

  馮保急了,張居正卻絲毫不亂,他鎮定地告訴馮保:有一個人可以除掉高拱。

  “誰?”

  “皇帝。”

  馮保恍然大悟,這段時間忙里忙外,圣旨都是自己寫的,竟然把這位大哥給忘了,雖說他才十歲,但畢竟是皇帝,只要他下令解決高拱,那就沒問題了。

 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沒矛盾,他憑什么支持我們呢?

  面對著馮保的疑問,張居正陷入了沉思,很快,他就想起了一件事:

  “除掉高拱,只需要一句話而已。”

  張居正的臉上洋溢著燦爛的笑容:

  “不過,這句話還需要改一改。”

  隆慶六年(1572)六月十五日。

  馮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,向他報告一個極為重要的情況:經過自己的縝密偵查,發現了高拱圖謀不軌的陰謀。

  既然是陰謀,既然是圖謀不軌,那自然要聽聽的,于是十歲的萬歷皇帝好奇地抬起頭準備聽故事,旁邊站著緊張到極點的李貴妃。

  當然了,馮保是有犯罪證據的,且證據確鑿,具體說來是一句話:

  “十歲孩童,如何做天子!”

  從“十歲太子,如何治天下”到“十歲孩童,如何做天子”,只改了幾個字,就從牢騷變成了謀反,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,實在讓人嘆為觀止。

  雖然張居正搞文字獄,耍兩面派,狡詐陰險到了極點,但他還是說錯了一點——真正能夠解決高拱的,不是皇帝,而是皇帝他媽。

  皇帝他媽,就是李貴妃,通俗叫法是李寡婦。

  用這個稱呼,絕無不敬之意,只是她確實是個寡婦,而且是非多。

  我在外地講學的時候,曾幾次談到張居正,講完后下面遞條子上來提問,總有這樣一個問題:據說李太后(即李貴妃)和張居正有一腿,不知是否屬實。

  遇到這種情況,我總是十分認真地回答那位認真的求知者:不知道。

  我確實不知道,因為即使他們倆之間有什么冬瓜豆腐,史書也不會寫,至于野史,張大人和李寡婦連孩子都有了,這種事情,亂講小心被雷劈死。

  但這些傳言充分說明,李貴妃是一個不一般的女人。她并不是什么名門閨秀,只是一個宮女出身,但據說人長得很漂亮,是宮里面的頭號美女,而且工于心計,城府很深,是一塊搞政治的材料。

  所以在當時,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萬歷,而是這位李寡婦。

  于是李寡婦憤怒了,皇帝剛剛去世,你高拱竟然來這么一下,欺負我們孤兒寡母!

  為了把戲做全,做大,據說張居正也出場演了一回,還和馮保唱了雙簧,說高拱準備廢了萬歷,另立藩王,講得有鼻子有眼。

  這下子連十歲的萬歷都憋不住了,張大人和馮太監的謊言深深地傷害了他幼小的心靈,直到后來高拱死了,他連個葬禮儀式都不批,可見受毒害之深厚。

  李貴妃就更不用說了,高拱那個干瘦老頭,一看就不是好人,張居正自然不同了,不但有才能,而且長得帥,不信他還信誰?

  就這么定了!

  隆慶六年(1572)六月十六日,成敗就在今日。

  高拱十分興奮,因為一大早,宮里就傳來了消息,命令六部內閣等機關領導進宮開會,在他看來,這必定是彈劾起了作用,皇帝要表態了。

  想到多日的籌劃即將實現,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,一反常態,派人去找張居正與高儀一起走,他要所有的人都親眼目睹他的勝利。

  然而讓他想不到的是,前幾天還活蹦亂跳的高儀竟然病了,而且病得很重,什么病不知道,反正是不能走路。

  可見老實人雖然老實,卻未必不聰明。

  張居正就更搞笑了,他的回答很干脆:

  “我前幾天中暑,就不去了。”

  這個謊話明顯沒編好,不說中風癱瘓,至少也說你瘸了才好辦,中暑又死不了人,大不了抬你去嘛。

 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,還說了一句之后看來很可笑的話,以鼓勵張居正:

  “今天進宮理論,如果觸怒皇上,我就辭職不干了,你來當首輔!”

  張居正連忙擺手,大聲說道:

  “哪里,哪里,不要開這樣的玩笑!”

  首輔嘛,我是要當的,不過,無須你讓。

 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熱情,張居正還是上路了,不過他說自己不太舒服,要慢點走,高大人你先去,我隨后就到。

  這么看來,張居正還算個厚道人——至少不愿看人倒霉。

  高拱興沖沖地朝早朝地點無極殿走去,卻意外地發現,一個手持圣旨的人已經站在了道路中間,于是他跪了下去,準備接受喜報:

  “先帝賓天(即掛)之日,曾召集內閣輔臣,說太子年幼,要你們輔政,但大學士高拱卻專權跋扈,藐視皇帝,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

  罵完了,下面說處理結果:

  “高拱回籍閑住,不許停留!”

  從聽到專權跋扈四個字開始,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狀態: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馮保,怎么會被人反攻倒算?這位幾十年的老江湖徹底崩潰了,從精神,到肉體。

  據史料記載,這位兄臺當時的表現是面如死灰,汗如雨下,趴在地上半天不動窩。

  但這里畢竟是宮里的御道,你總這么占著也不是個事,高先生還沒有悲痛完,就感覺一雙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來,所謂雪中送炭,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,卻看見了張居正。

  張居正沒有食言,他還是來了,時間剛剛好,圣旨念完,人還沒走。看起來,他剛知道這個消息,臉上布滿了痛苦的表情。

  剛看到張居正時,高拱險些產生了錯覺,明明是自己被罷了官,這位仁兄怎么比我還難受,活像死了親爹?

  但張居正沒有讓他想太久,當即叫來了兩個隨從,把高學士扶了出去。

  高拱的命運就此終結,他聰明絕頂,歷經三朝,審時度勢,在狂風暴雨中屹然不倒,熬過了嚴嵩、趕走了趙貞吉、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擋路的人,甚至連徐階也被他一舉拿下,最后卻敗在了這個人的手下,這個他曾經無比信任的同志與戰友。

  啥也別說了,這就是命。

  離開皇宮的高拱卻沒有心思去想這些,他必須馬上就走。因為圣旨的命令是“不許停留”,說滾就滾,沒有二話。

  這是一個十分嚴厲的處理,一般官員被罷職,都能領到一張通行證,憑著證件,可以免費領取馬匹,在路上還可以住官方招待所(驛站),畢竟為朝廷干這么多年,沒有功勞也有苦勞,給個人性化待遇不過分。

  然而高拱卻分毫沒有,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劍的大兵,催促他趕緊滾蛋,于是這位曾經權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幾頭騾子,將就著出了城,后面的人還不依不饒,一直把他趕出二十里外才回京,真是有夠狠。

  離開了京城,剛剛喘口氣,卻又遇上一個等候他們多時的人,與當兵的不同,這個人手上拿著一樣高拱急需的東西——驛站使用通行證。

  然而高拱卻沒有接受,因為這位兄弟自報了家門:張大學士派我來的。

  張居正實在很體貼,他一手導演了那道圣旨的誕生,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,所以他派人等在這里,就當是送給高拱的退休禮物,朝廷第一號善人非他莫屬。

  何謂善人?

  做好事要不留名,做壞事要擦屁股,這就叫善人。

  【第一個獨裁者】

  高拱憤怒了,他不是白癡,略加思考,就明白自己上當了,這個所謂的戰友同志,竟是個不折不扣的叛徒敗類,然而為時已晚。

  趕我走的是你,送我通行證的也是你,既上香又拆廟,你裝什么孫子?

 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議——不收。

  氣鼓鼓的高拱扭頭就走,在此后的歲月中,他埋頭于學術研究,偶爾也罵一罵張居正,為表示對此人的蔑視,他給了這位昔日同事一個響亮的稱呼——荊人(張居正是湖廣荊州人)。

  人走了,事情也該完了,這是高拱的想法。

  然而事實證明,他實在是高估了張居正的道德水平,玩死人不償命的把戲還在后頭。

  此時,最為得意的莫過于張居正了,他巧妙地利用了馮保與高拱的矛盾,只出了幾個點子,就整倒了這位老到的政治家,為這個延續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戲畫上了句號。

 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,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,大明王朝最為優秀的六位天才開始了角逐,除了一邊看熱鬧的楊博外,大家都赤膊上陣,近身肉搏,徐階等死了陸炳,除掉了嚴世藩,把持了朝政,卻被高拱一竿子打翻,家破人亡,之后高拱上臺,風光無限。

  然而勝利最終卻屬于一直低調的張居正,他等到了最后,也熬到了最后,在暗處中用一記黑槍干掉了高拱,成為了游戲的終結者。

  嚴嵩輸給了徐階,不是正義戰勝邪惡,而是他不如徐階狡猾,徐階輸給了高拱,不是高拱更正直,而是因為他更精明,現在,我除掉了高拱。所以事實證明,我才是這個帝國最狡詐,最杰出的天才。

  再見了,我曾經的朋友,再見了,我曾經的同僚,你的雄心壯志,將由我去實現。

  其實我們本是同一類人,有著同樣的志向與抱負,我也不想坑你,但是很可惜,那個位置實在太擠。

  大臣是我的棋子,皇帝是我的傀儡,天下在我的手中,世間已無人是我的對手。

  好吧,那么開始我的計劃吧,現在是時候了。

  一般說來,當官能混到張居正這個份上,也就算夠本了。

  高拱走了,內閣里只剩下他一個人,但凡有什么事情,都由他批示處理意見,批完后,去找死黨馮保批紅、蓋章。他想怎么辦,就怎么辦。

 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,這位仁兄剛十歲,能看懂連環畫就算不錯了,加上皇帝他媽對他還挺曖昧,孤兒寡母全指望他,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,一句話,從高拱走的那一刻起,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張了。

  而現在,張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。

  縱觀中國歷史,一個老百姓家的孩子,做文官能做到連皇帝都靠邊站,可謂是登峰造極了,要換個人,作威作福,前呼后擁,舒舒坦坦地過一輩子,順便搞點政績,身前享大福,身后出小名,這就算齊了。

 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,張居正不是小名人,是大名人,大得沒邊,但凡有講中國話的地方,只要不是文盲村,基本都聽過這人。

 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,是因為他干過一件事情——改革。

  什么叫改革?通俗的解釋就是,一臺機器運行不暢,你琢磨琢磨,拿著扳手螺絲刀上去鼓搗鼓搗,東敲一把,西碰一下,把這玩意整好了,這就叫改革。

  看起來不錯,但要真干,那就麻煩了,因為歷史證明,但凡干這個的,基本都沒什么好下場,其結局不外乎兩種:一種是改了之后,被人給革了,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,辛辛苦苦幾十年,什么不怕天變,不怕人怨,最后還是狼狽下臺,草草收場。

  另一種則更為嚴重,是改了之后,被人革命了,代表人物是王莽,這位仁兄勵精圖治,想干點事情,可惜過于理想主義,結果從改革變成了革命,命都給革沒了。

  由此可見,改革實在是一件大有風險的事情,歸根結底,還是因為兩個字——利益。你要明白,舊機器雖然破,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飯,你上去亂敲一氣,敲掉哪個部件,沒準就砸了誰的飯碗,性格好的,找你要飯吃,性格差的,抱著炸藥包就奔你家去了。總之是不鬧你個七葷八素誓不罷休。

 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臺機器,那就大了去了,您隨便動一下,沒準就是成千上萬人的飯碗,要鬧起來,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。

  所以正常人都不動這玩意,動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。

  然而張居正動了,明知有壓力,明知有危險,還是動了。

  因為他曾見過腐敗的王爺,餓死的饑民,無恥的官員,因為他知道,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能靠神仙皇帝。因為他相信,窮人也是人,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。

  因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,官場沉浮之后,他還保持著一樣東西——理想。

  在我小時候,一說起張居正,我就會立刻聯想到拉板車的,拜多年的胡說八道教育所賜,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,是天字第一號苦人,清正廉明,努力干活,還特不討好,整天被奸人整,搞了一個改革,還沒成功,說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。

  一直十幾年后,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,這位張兄弟既不清正,也不廉明,拉幫結派打擊異己,那都是家常便飯,要說奸人,那就是個笑話,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趕跑了,你說誰最奸。

  更滑稽的是,不管我左看右看,也沒覺得他那個改革失敗了,要干的活都干了,要辦的事都辦了,怎么能算失敗?

  所以我下面要講的,是一個既不悲慘,也不陰郁的故事,一個成功的故事。

  在張居正之前,最著名的改革應該就是王安石變法,當然,大家都知道,他失敗了。

  為什么會失敗呢?

  對于這個可以寫二十萬字論文的題目,我就不湊熱鬧了,簡單說來一句話:

  王安石之所以失敗,是因為他自以為聰明,而張居正之所以成功,是因為他自以為愚蠢。

  在這個世界上,所有存在的東西,必有其合理性,否則它就絕不會誕生。而王安石不太懂得這個道理,他痛恨舊制度,痛恨北宋那一大幫子吃閑飯的人,但他不知道的是,舊有的制度或許頑固,或許不合理,卻也是無數前人偉大智慧的結晶,制定制度和執行制度的人,都是無以倫比的聰明人,比所有自以為聰明的人要聰明得多,僵化也好,繁瑣也罷,但是,能用。

  所以這位老兄雄心勃勃,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樂乎,熱火朝天,搞到最后卻不能用,所以,白搭。

  而張居正就不同了,他很實在。

  要知道,王安石生在了好時候,當時的領導宋神宗是個極不安分的人,每天做夢都想打過黃河去,解放全中國,恨不得一夜之間大宋國富民強,所以王安石一說變法,就要人有人,要錢有錢。

  相比而言,嘉靖就懶得出奇了,反正全國統一,他也沒有征服地球的欲望,最大的興趣就是讓下面的人斗來斗去。張居正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,從小翰林到大學士,他吃過苦頭,見過世面,幾十年夾縫中求生存,壯志凌云,那是絕對談不上了。

  所以在改革的一開始,他就抱定了一個原則——讓自己活,也讓別人活,具體說來,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飯碗,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,我去改革,大家少貪點,各吃各的飯,互不干擾。

  改而不革,是為改革。

 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張居正,他剛接任首輔,大權在握不久,就獲知了另一個好消息——高儀死了。

  高儀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實人,自從高拱被趕走后,便開始寢食不安,唯恐張居正手狠心黑,連他一鍋端了,日復一日,心理壓力越來越大,一個月后就吐血而死,去閻王那里接著做老實人了。

  對高儀的死,張居正絲毫不感到悲痛,因為從根子上說,他和高拱是同一類人,卻比高拱還要獨裁,看見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覺得不爽,管你老實不老實,死了拉倒。

  其實這也怪不得張居正,因為在中國歷史上,共同創業的人大都逃不過“四同”的結局——同舟共濟——同床異夢——同室操戈——同歸于盡。

  于是自嘉靖登基時起,經過五十余年的漫長斗爭,張居正終于一統天下,上有皇帝他媽支持,下有無數大臣捧場,外有親信戚繼光守邊界,內有死黨馮保管公章,皇帝可以完全無視,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比真皇帝還皇帝,一呼百應,真正實現了團結。

 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,敢出聲就滅了他,所有人都認你當老大,這就叫實現團結。

  團結之后的張居正終于可以實現他的理想了,這就是后來被無數史書大書特書的“張居正改革”。

  說起改革,總有一大堆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以及背景、意義等等等等,當年本人深受其害,本著我不入地獄,誰入地獄的精神,就不羅嗦了,簡單說來,張居正干了兩件事情。

  第一件事,叫做一條鞭法。這個名字很不起眼,但這件事情卻極其重大,用今天的話說,那是具有跨時代的意義。

  因為這個跨時代的一條鞭法,改變了自唐朝以來延續了八百余年的稅制,是中國賦稅史上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變。

  上面這段話是我在歷史論文中用的,看了頭暈也別見怪,畢竟這話不說也不行,把偉大意義闡述完了,下面說實在的,保證大家都能看懂:

  自古以來,國家收稅,老百姓交稅,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,畢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,出生入死打江山,多少得有個盼頭。

  怎么收稅,各朝各代都不同,但基本上稅的種類還是比較固定的,主要分為三塊:

  一是田稅,皇帝拼死拼活搶地盤,你種了皇帝的地,自然要交錢。

  二是人頭稅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(都是他的資源),有幾個人交幾份錢,這是義務。

  三是徭役,說穿了就是苦力稅,所謂有錢出錢,有力出力,遇到修工程,搞接待的時候,國家不但要你出錢,有時還要你出力。兩手一起抓,一個都不能少。

  有人可能會說,要是我那里都是山,沒田怎么辦呢?或者說我有田,但不種糧食,又怎么辦呢?這個你不用擔心,國家早就替你想好了,權利可以不享受,義務絕對跑不掉。

  簡單說來是有什么交什么,山里產蘑菇,你就交蘑菇,山里產木材,你就交木材,田里要種蘋果,你就交蘋果,要種棉花,你就交棉花,收起來放倉庫,反正一時半會也壞不了。

  個把“刁民”可能會問:那我要是捕魚的漁民呢,你又沒冰箱,魚總不能放著發臭吧?

  嘿嘿,放心,朝廷有辦法,做成咸魚不是照樣交嗎?跑不了你小子。

  中國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著這么三座大山,苦巴巴地熬日子。

  實事求是地講,在中國歷史上,大一統王朝的統治者,除了某一些喪心病狂,或是急等用錢的人外,對百姓負擔還是很重視的,田賦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(百分之五),或是十比一(百分之十),能收到五比一(百分之二十),就算是重稅了。

  從這個數字看,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論上,還是能夠過下去的。

  不過很可惜,僅僅是理論上。

  說起來是那么回事,一操作起來就全亂套。

  因為在實際執行中,各級官吏很快發現,能鉆空子撈錢的漏洞實在是太多了:比如你交蘋果,他可以挑三揀四,拿起一個,說這個個頭小,算半個,那個有蟲眼,不能算。你交棉花,他可以說棉花的成色不好,抵一半,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。

  這還是輕的,最大的麻煩是徭役。因為田賦和人頭稅多少還能見到東西,縣太爺賴不掉,徭役可就不好說了,修河堤、給驛站當差、整修道路,這都是徭役,完成了任務,就算完成了徭役。

  那么誰來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務呢?——縣太爺。

  這就是所謂的黃鼠狼看雞了,遇到良心好的,還能照實記載,遇到不地道的,就要撈點好處,你要沒錢,他就大筆一揮——沒干,有意見?這事我說了算,說你沒干就沒干,你能咋地?

  事實證明,在當時,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較好的人外,大多數朝廷官員還是不地道的,是不值得信任的,有漏洞不鉆,有錢不撈,這個要求實在有點高。總之是一句話,玩你沒商量。

  無數的老百姓就是這樣被玩殘的,朝廷沒有好處,全被地方包干了。

  此外,這一收稅制度還有很多麻煩,由于收上來的都是東西,且林林總總,花樣繁多,又不方便調用。

  比如江浙收上來一大堆糧食,京城里吃不了,本地人又不缺,聽說西北缺糧食,那就往那邊運吧?一算,糧價還不夠運輸費。那就別折騰了,放在糧倉里喂老鼠吧。

  更頭疼的是,各地雖然上交了很多東西,除了糧食,還有各種土特產,中藥藥材等等,卻沒有多少銀兩,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,還要倉管費,遇上打仗,你總不能讓當兵吃棉花,提幾兩藥材當軍餉吧。

  而某些吃飽飯的大臣無聊之中,想了個餿主意,說既然有這么多東西,閑著也是閑著,不如拿去給京城的官員們發工資,比如你是戶部正六品主事,按規定你該拿多少工資,但到發錢那天告訴你,國家現金不夠,我們現在只能發一部分錢和糧食給你,剩下的用棉花抵,不過你放心,我們到市場上估算過,如果等價交換,拿這些棉花絕不吃虧。

  奶奶的,老子辛辛苦苦干到頭,就拿著這幾袋棉花回家?老婆孩子吃什么?

  必須說明,這絕對不是搞笑,自朱元璋以來,明代官員都是這么領工資的,有時是糧食,有時是藥材,個別缺了大德的皇帝還給紙幣(胡亂印刷的不值錢),早上領工資,下去就去集貿市場兼職小商販叫賣的,也絕不在少數。

  國家吃了虧,百姓受了苦,全便宜中間那幫龜孫了。

  于是張居正決定,改變這一局面,他吸取地方經驗,推出了一條鞭法。

  一條鞭法的內容很多,但最主要的,是頒布統一規定,全國稅收由實物稅變為貨幣稅,明白點說就是以后不收東西了,統一改收錢。

  這是一個看上去很簡單的命令,卻有著絕不簡單的歷史意義。

  因為從此以后,不管是田賦、徭役還是人頭稅,都有了統一的標準,不是當官的說了算,交上來真金白銀,有就是有,沒有就是沒有,不再任由官員忽悠。

  當然了,根據官員必貪定律,張居正也給大家留下了后路,因為各種物品如糧食、水果、藥材、絲綢,都按照規定折算成銀兩上繳,而折算比率雖是由朝廷掌握,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況,適當照顧照顧,從中撈一筆,似乎也是很正常的。

  于是皆大歡喜,朝廷拿到的,是白花花的銀子,老百姓也不用聽憑官員糊弄,貪也好,搶也好,說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,至少日子好過點。官員們好處少了,但也還過得不錯,就這么著了。

  所以事實證明,越復雜的政策,空子就越多,越難以執行,王安石就大體如此,一條鞭法雖然看似簡單,卻是最高智慧的結晶,正如那句老話所說:

  把復雜的問題搞簡單,那是能耐。

  張居正和他的一條鞭法就此名留青史,并長期使用,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沒動窩,雍正時期實行攤丁入畝,將人頭稅歸入田賦,才算化三為二(實際上一點都沒減,換了個說法而已),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廢除,而歷史最為悠久的田賦,也就是所謂的農業稅,前幾年也正式得以停征。

  社會主義好,這是個實在話。

  張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,其實是由一封信引起的。

  萬歷元年(1573),張居正上書皇帝,當然了,其實就是上書給他自己,在這封自己給自己的信中,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:

  “月有考,歲有稽,使聲必中實,事可責成。”

  一個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誕生,而它的名字,就是此句的頭尾兩字——考成。

  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的第二大舉措——考成法。

 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,那很正常,但如果你沒有被考成法整過,那就不正常了,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,這個考成大致就相當于今天的考勤。

  張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,但他很清楚,制度是次要的,執行是主要的,指望自己手下這群懶漢突然良心發作,辛勤工作,那是天方夜譚。

  所以經過反復思索,張大學士想出了這個絕妙的辦法。

  張居正的辦法,就是記賬。比如一個知府,每年開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,抄錄成冊,自己留一份,張居正那里留一份,到了年底一對,如果發現哪件事情你沒做,那就恭喜你了,收拾東西準備去縣城吧。

  如果你到了縣城依然如此,對你的處分也依然如此,直到捆被子滾蛋為止。

  該法令適用范圍近似于無窮大,從中央六部到邊遠山區,如不照辦,一概都照章處理。

  按照以往規律,新官上任三把火,雄心勃勃一回,燒完之后該干嘛就干嘛,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,以為咬牙挺一挺就過去了,可他們把牙咬碎,也沒等到完事的那一天。

  張居正這次是動真格的,真格到了有點惡心人的地步,比如萬歷三年(1576),有人反映,賦稅實在太難收,你說收十萬就十萬,遇到欠收你讓我去哪淘銀子?

  事實證明,張學士還是很民主的,很快,他就頒布規定,從今以后地方賦稅,只要收到一定數量,就算沒收全,也可以不處分。

  但指標下來了,大家都高興不起來,因為這個“一定數量”是九成。

  這明擺著是把大家涮著玩,我能收到九成,還用叫苦嗎?然而張先生用行動告訴大家,收不收得到,那是你的事,處不處分你,那是我的事。

  第一個當火鍋底料的,是山東的一群難兄難弟,運氣實在不好,死收活收就是沒收全,更可笑的是,其中有位仁兄,賦稅收到了八成八,還是被咔嚓一刀,全部集體降級。

  于是從此以后,官員們一改往日作風認真干活,兢兢業業,只求年底弄個考核合格,那就菩薩保佑了,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。

  當然了,考成法能夠實施,那還要靠張居正,要知道這位兄弟當年也是一路混過來的,朝廷里那些歪門邪道,貪污伎倆,他都清清楚楚,想當初他老人家撈錢的時候,下面這幫小年輕還在啃燒餅。如今最滑的老滑頭當權,誰敢跟他玩花樣。

 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內容,但并非全部內容,因為事實上,張居正相當狡猾,在那封信中,他還偷偷夾雜了一句極為重要的話,以實現他的個人目的,這句話很不起眼,卻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。

  這事留到后面講,因為光榮事跡還沒說完。

  在張居正的嚴厲督促下,官員們勤勤懇懇,努力工作,國家財政收入不斷上升,自正德以來走下坡路的明朝,又開始爬坡了。

  內政蒸蒸日上的同時,明軍的實力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——因為幾位猛人的存在。

  戚繼光自然是頭把交椅,雖說他只是個總兵,職務比譚綸和王崇古要低,但大家心里都清楚,這個人的后臺太硬,哪怕是兵部尚書,每次到薊州視察,對戚總兵都是客客氣氣的。

  而事實也是如此,張居正對戚繼光實在是好得過了頭,下屬不聽話了,換!副手不聽話了,換!上司不聽話了,換!

  這么一搞,就把戚繼光搞成了個無人敢碰的角色,大家都對他尊敬有加,偏偏這位戚大哥還很會來事,每次京城有領導來參觀,他都要親自作陪,請吃請喝請娛樂,完事還要送土特產,據說都是用車拉回去的,如此猛料的人物,誰惹?

  在戚繼光之前,十七年間,薊州總兵換了十個人,平均任期1.7年,沒辦法,這個鬼地方,天天有蒙古人來轉悠,守這里不是被打跑,就是被打死,運氣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責任,實在沒法呆。

  但戚繼光就不同了,他到這里之后,只打過幾個小仗,之后一直鎮守邊界十六年,竟然沒人敢來。

  究其原因,還是他守得太好,剛到邊界不久,他就大力推廣修建烽火臺,把城墻連成一片,形成了穩固的防御體系,此外,他還大力發展火器,基本上是人手一桿槍。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,好歹還用個鴛鴦陣,現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,蒙古騎兵每次來,還沒等挨著城墻,就被一陣亂槍掃射,等你在城外跑累了,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,這么個折騰法,蒙古人實在受不了,長此以往,大家就都不來了。

  由于戚繼光這邊密不透風,蒙古部落就跑到遼東去混飯吃,希望有條生路。

  可惜的是,鎮守遼東的,恰恰是李成梁,這位李總兵堪稱當時第一號橫人,他所管轄的地方,既不修城墻,也不搞火器,防務看似十分松懈,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來,想搶一把,可是事實告訴他們,李總兵雖然不砌墻頭,卻擅長扔磚頭。

  他之所以不守,只是因為他喜歡進攻。

  別人都怕騎兵,唯獨李成梁不怕,因為他是當時明朝最為優秀的騎兵將領,手下有一支精銳的騎兵,人稱“遼東鐵騎”。

  這支部隊戰斗力極強,在他鎮守期間,出戰三十余次,戰無不勝,經常追著蒙古人到處跑,讓人聞風喪膽,是后來天下第一強軍“關寧鐵騎”的前身。

  當然,這位兄臺因為打仗太多,殺人太狠,也有點混,還惹了個大禍,這些都是后來的事情,到時再講。

  薊州和遼東有這兩人守著,宣大那邊也不打了,大家正忙著做生意,沒有功夫打仗,于是困擾了明朝幾百年的邊界問題終于得以緩解。

  國庫充裕,邊界安寧,大明王朝已經建立了兩百年,混到這時候竟然還有如此局面,不能不說是個奇跡,而這一切的締造者,正是張居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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